大麻簡史：從遠古篝火到內源性大麻素系統的發現

從人類第一次與這種植物相遇，到它跟隨游牧民族走遍全球，再到 20 世紀科學家揭開「內源性大麻素系統」的面紗——這是一段跨越一萬多年、交織著醫學、文化與科學的故事。

一座 2700 年前的古墓，揭開了序幕

在中國新疆吐魯番的火焰山附近，考古學家發掘了一座距今約 2700 年（西元前 750 年左右）的墓葬。墓主是一位約 45 歲、社會地位較高的男性，很可能是一位薩滿。令人驚訝的是，他的墓中隨葬了近 800 克人工栽培的大麻，而且這些大麻的四氫大麻酚（THC）含量相當高。

[圖片：火焰山下的古墓與隨葬大麻示意圖]

植物學和植物化學分析表明：這些大麻不是從野生植株上隨手採集的，而是經過人類定向選育的品系；墓中還特意去掉了藥效較弱的雄株部分。研究者據此推斷，這些大麻被種植是為了它的精神活性，而不僅僅是為了纖維或食物。

這個發現生動地說明：人類與大麻作為「精神活性物質」的緣分，遠比我們想像的古老。

一萬兩千年前，大麻就與人類同行

古植物學研究表明，早在約 11700 年前，中亞阿爾泰山附近就已經有大麻存在。也有學者認為東南亞才是大麻最早被馴化的地區。

對先民來說，大麻渾身是寶：纖維可以做繩索和漁網，種子可以食用、可以榨油。可以想像，我們的祖先偶然發現加熱後的大麻能帶來欣快感，又很快注意到雌株會分泌獨特的樹脂。於是，人類從採集走向種植，並開始按需求選育品系——有的為了纖維，有的為了更高的 THC 含量。

末次冰期結束後的大約 12000 年間，大麻種子跟隨著游牧民族的遷徙和商貿往來不斷擴散。這是一種典型的「互利共生」：人類幫助大麻傳播到世界各地，大麻則回饋人類以纖維、食物和獨特的體驗。類似的共生關係，我們在動物界只與犬科動物建立過。

[圖片：大麻從中亞阿爾泰山向歐亞大陸擴散示意圖]

一個有趣的證據是：大麻從歐亞大陸的中心向四周擴散，使得這片廣袤大陸上的大多數語言都用同源的詞來稱呼它。英語的 hemp、德語的 Hanf，與希臘語 κάνναβις、拉丁語 cannăbis、義大利語 canapa、俄語 konoplja 同源；就連非印歐語系的語言也用相關的詞，比如阿拉伯語的 qunnab、土耳其語的 kendir、喬治亞語的 kanap’is。

在印度，大麻甚至被寫進了神話：傳說在宇宙開闢之初的「攪動乳海」中，大麻就是神聖的成分之一。據說濕婆神偏愛大麻，它也被用作獲得神秘靈感的媒介。以「Vijaya」等名字，大麻在阿育吠陀醫學中已被使用了數千年，用於緩解疼痛、噁心和焦慮，改善食慾與睡眠，放鬆肌肉，並帶來欣快感。

大麻全球傳播的終點站是非洲和美洲。西班牙人在征服美洲後的第一個十年裡，就把大麻種植引入了智利中部。而藥劑師 Louis Hébert 則被認為是 1606 年在阿卡迪亞（今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種植大麻的第一位殖民者。

古典文獻裡的藥用與致幻記載

[圖片：中國、埃及、希臘、羅馬古典文獻中的大麻記載示意圖]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早的藥用大麻記錄之一。傳說神農氏（約西元前 2000 年）發現了植物的治病功效，因此有人把藥用大麻的歷史追溯到西元前兩千年。不過這很可能言過其實——託名神農的《本草經》收錄 365 種藥物，實際成書於漢代（西元前 221 年—西元 220 年）。在中文裡，「麻」字既指大麻，也出現在表示麻木、麻醉的詞語中；日語中也有相同的用法。相傳漢代名醫華佗曾用酒混合草藥提取物進行全身麻醉後做手術，其中可能含有大麻，可惜配方沒有流傳下來。

在古埃及，約西元前 1500 年寫成的埃伯斯紙草書中，記載了將大麻外敷用於治療炎症。亞述的泥板上也有大麻入藥的記錄，阿卡德語稱之為 azallû，很可能被用來治療憂鬱。

古希臘的記載則更具文學色彩。荷馬在《奧德賽》（約西元前 8 世紀末至 7 世紀初）中寫到：宙斯的女兒海倫用一種叫 nēpenthés 的藥物兌酒，這種藥能「平息一切痛苦與紛爭，讓人忘卻所有憂愁」。她把這種酒遞給那些因回憶起特洛伊戰爭中陣亡戰友而痛苦不堪的希臘士兵——用今天的話說，這是一群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患者。nēpenthés 字面意思就是「無憂」，據說來自埃及，它可能是大麻，也可能是鴉片。

「歷史之父」希羅多德（約西元前 484—前 425 年）描述了斯基泰人的習俗：在國王下葬後，人們用三根斜靠的木杆支起毛氈搭成密閉的小帳篷，鑽進去，把大麻籽撒在燒紅的石頭上，「陶醉」於芬芳的煙霧之中。他還提到，大麻既有野生的，也有斯基泰人播種栽培的。

到了羅馬帝國時代，老普林尼、迪奧斯科里德斯和蓋倫都提到過大麻的藥用價值，其中只有蓋倫談到了它的精神活性。老普林尼在現存最古老的古羅馬百科全書《自然史》中，第 19 卷描述了種植大麻製作繩索和漁網，第 20 卷則討論大麻的藥用：用水煎煮大麻根可以緩解關節炎、治療痛風及類似疾病，但他沒有提到它的致醉作用。希臘醫生迪奧斯科里德斯在《藥物論》中也證實，煮沸的大麻根外敷可以減輕炎症。蓋倫則寫道，在義大利，人們習慣在餐後食用含有大麻的小點心；他還提到大麻籽會產生溫熱感，如果吃得太多，會散發「溫熱而有毒的蒸氣」，影響頭腦。

東西方的交會：大麻重返歐洲醫學

歌德的詩集《西東詩集》（1814—1819）受波斯詩人哈菲茲啟發而作，開啟了一個東西方文化富有成果的交流時代。歐洲正是透過翻譯阿拉伯典籍，以及殖民時代醫生的實地觀察，重新發現了大麻的藥用與精神活性。

歌德在《西東詩集》結尾把這本詩集題獻給了當時最負盛名的東方學家 Silvestre de Sacy（1758—1838）。他從歷代阿拉伯作家的著作中精選段落，編成一部雙語選讀本，其中專門有一章講大麻（qunnab 或 qinnab，也稱 kaff）。後來的學者（包括 O’Shaughnessy）大量引用了這一章的內容，其中不乏有趣的事實與軼聞：

• 傳說一位名叫 Haydar 的虔誠謝赫（1221 年卒於呼羅珊）偶然發現了大麻的致欣快特性，並把這一知識傳授給聚集在他身邊的眾多苦行僧。
• 安達盧西亞著名藥典作者 Ibn al-Bayṭār（1197—1248）提到一種叫「印度大麻」（Qinnab hindī）的品種，他說只在埃及的花園裡見過。這其實預示了後來 O’Shaughnessy 的發現：東方品系的大麻精神活性物質含量要高得多。
• 在《一千零一夜》般的氛圍中，Sacy 記載開羅舊城區一個被稱為「小花園」（al-Junayna）的地方，以出售效力強烈的哈希什（hashish）聞名。過量使用哈希什會誘發一種淡漠狀態，最終導致躁動性精神病——這正是後來 Moreau de Tours 所描述的症狀。
• 寬容與鎮壓的週期交替古已有之：1378 年，一位埃米爾下令拔掉所有食用哈希什者的牙齒。

William Brooke O’Shaughnessy（1809 年生於愛爾蘭利默里克，1889 年卒於英格蘭）在愛丁堡大學學醫後前往加爾各答，並於 1839 年發表了他對大麻的觀察結果。他注意到，當時歐洲人幾乎不了解大麻的致醉作用，只有馬赛的幾個年輕人在嘗試「哈希什」（拿破崙的士兵從埃及遠征中帶回了大麻）。他發現大麻的效果取決於一種「樹脂分泌物」，而歐洲大麻似乎缺乏這種物質——很可能是因為氣候差異，因為歐洲和南亞的植株看起來完全一樣。他還描述了印度的傳統製品，包括 Gunjah、Bang，以及 Majoon——一種把大麻在油脂中煎煮、再加糖製成的綠色奶油狀膏劑，其名字來自阿拉伯語「揉和」之意。

Jacques-Joseph Moreau de Tours 是精神病學家 Esquirol 的學生，1836—1840 年間陪同老師的一位病人遊歷中東。他提到 Aubert-Roche 關於在埃及用哈希什治療鼠疫的報告，並親自嘗試大麻：他使用一種叫 dawamesk 的製劑，把大麻葉和花放在混有奶油的液體中煎煮，再加入玫瑰、茉莉或蜂蜜調味，製成與 O’Shaughnessy 的 Majoon 非常相似的膏劑。他還把 dawamesk 分享給巴黎的詩人和小說家圈子，其中包括 Théophile Gautier。

Moreau 注意到，哈希什既能帶來純粹的欣快，也會造成思維紊亂和時間感扭曲。他希望藉研究大麻對心智的作用，來闡明瘋狂與妄想的機制。他還記錄了大麻誘發的精神病狀態和意志缺失。

醫用大麻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大麻在西方醫學界備受青睞。維多利亞女王用大麻緩解經痛；奧地利皇后伊莉莎白（茜茜公主）用它止咳，可能也用來增進食慾——茜茜一向對藥物心存戒備，但她欣賞大麻是一種天然療法。

[圖片：醫用大麻黃金時代：維多利亞女王與 Reynolds 御醫的大麻酊劑示意圖]

極具影響力的英國醫生 J. Russel Reynolds 於 1878 年被任命為維多利亞王室的御醫。1890 年，他在《刺胳針》（The Lancet）上總結了自己使用大麻 30 多年的經驗。當時最大的障礙是有效成分尚未分離（THC 要到 1964 年才被鑑定），植物提取物無法標準化——「不同季節、不同產地種植的大麻，其治療成分含量各不相同」。再加上患者個體敏感性差異，過量中毒的風險更加難以預測。因此，Reynolds 堅持從同一來源獲取大麻來配製酊劑，劑量滴在糖塊或麵包上，謹慎遞增。

他發現大麻對多種疼痛性疾病非常有用：面部神經痛、偏頭痛、經痛，以及痛風患者四肢常見的麻木等感覺異常（這個適應症早在老普林尼時代就有記載）。Reynolds 的適應症與現代醫用大麻登記研究的結果高度吻合——疼痛症候群佔使用案例的 42.4%。他還提到一種今天絕不會推薦的兒科用途：嬰兒出牙問題。

此後，隨著阿斯匹靈等新型鎮靜鎮痛藥的問世，大麻在許多適應症上被取代。整個 20 世紀，一系列立法逐步限制了大麻的使用，尤其是在美國：1937 年的《大麻稅法》；幾年後大麻被移出美國藥典；1961 年聯合國《麻醉品單一公約》把大麻與海洛因一起列入最嚴格的管制級別。1970 年，美國宣布大麻為一級管制藥物，關於大麻效應的研究幾乎陷入停滯，醫用大麻的黃金時代就此終結。精神科醫生還有額外的理由對大麻保持警惕：一項對 45570 名瑞典應徵入伍者長達 15 年的追蹤研究發現，大麻是思覺失調症的獨立危險因素。不過也有另一種解釋：思覺失調症患者的大麻素系統病理變化，可能同時導致了更高的大麻使用率和更高的思覺失調症風險，而大麻本身未必是致病因素。

內源性大麻素系統的發現，爭論重啟

從大麻中已分離出 100 多種大麻素，其中最重要的兩種是大麻二酚（CBD）和 Δ9-THC。CBD 早在 1940 年就從大麻中分離出來，1963 年確定了結構，但因為它沒有精神活性，長期被忽視。

真正的轉折發生在 1964 年：在以色列，Mechoulam 和 Gaoni 確定了主要精神活性成分 THC 的結構。Raphael Mechoulam 小時候在保加利亞躲過了大屠殺，後移民以色列，在魏茨曼科學研究所工作。他從警方那裡獲得了 5 公斤繳獲的大麻，用層析柱分離出幾種化合物，先在猴子身上測試，找出具有精神活性的那一種；隨後他把這種化合物混入蛋糕，讓健康志工試吃，觀察到各種各樣的心理反應——大笑、驚恐發作、滔滔不絕——取決於每個人的人格特質。

Mechoulam 的開創性發現，推動科學家去探索一個全新的受體系統——內源性大麻素系統（ECS）。

[圖片：內源性大麻素系統示意圖：大腦、CB1 受體、THC 與 anandamide]

此後，Devane 等人先在大鼠和人腦中鑑定出第一種大麻素受體 CB1R；僅僅 4 年後，同一團隊又分離出第一種內源性大麻素——花生四烯酸乙醇胺（AEA），它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 anandamide，取自梵語 ānanda，意為「極樂、幸福、愉悅」——這恰好形容了希羅多德筆下吸入大麻煙霧的斯基泰人的感受。人類與大麻長達上萬年的緣分，在此刻獲得了科學解釋：我們的大腦本來就會自己製造大麻素，儘管 anandamide 在化學結構上與植物大麻素完全不同。

今天我們知道，內源性大麻素系統包括少數幾種已知的內源性大麻素（主要是 AEA 和 2-AG），以及兩種主要受體：CB1R 主要分佈在中樞神經系統，也存在於消化器官；CB2R 參與免疫和炎症的調節。這個系統有一個獨特的地方——「逆行信號傳遞」：信號從突觸後神經元發起，逆向作用於突觸前末梢。AEA 和 2-AG 在突觸後神經元中合成並釋放到突觸間隙，然後逆行到達突觸前末梢，與 CB1R 結合，從而減少突觸前神經元釋放神經遞質。

如今，ECS 已被視為一個複雜而廣泛分佈的腦內信號系統，參與情緒與認知功能，與精神病性障礙相關，並可能成為多種治療藥物的靶點。對 ECS 的闡明也解釋了人類為何對大麻如此著迷——大麻似乎是唯一能產生強效 CB1R 激活劑的植物。

尾聲：合法化爭論的新語境

關於放寬大麻管制乃至合法化的爭論，早在 20 世紀 60 年代就已重新浮出水面，由戰後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推動，並在反越戰背景下與嬉皮哲學合流。內源性大麻素系統研究的巨大進展，為這場持續的爭論提供了新的語境。

2017 年美國國家醫學院發布的報告《大麻與大麻素的健康效應——證據現狀與研究建議》確認，有「確鑿或充分證據」支持大麻或大麻素有效的領域只有三個：

1. 緩解成人的慢性疼痛（大麻）；
2. 治療化療引起的噁心嘔吐（口服大麻素）；
3. 改善多發性硬化症患者自述的痙攣症狀（口服大麻素）。

在大麻日益寬鬆化的今天，許多關鍵問題仍未解決。例如，我們對 THC 的擬精神病效應知之甚少，即使是對沒有精神疾病史的人也是如此；而且與早先的期望相反，CBD 與 THC 合用時的保護作用也尚未得到證實。

儘管 1961 年聯合國公約曾把大麻與海洛因相提並論，但從自然屬性看，大麻與菸草、酒精、咖啡因屬於同一類被全人類廣泛使用的物質，其軀體毒性甚至可能低於酒精和菸草。大麻真正的風險在於：在神經發育期使用，可能誘發精神病或認知缺陷。Mechoulam 的里程碑式發現——確定 Δ9-THC 是主要的精神活性成分，以及隨後對內源性大麻素系統的闡明——為大麻的歷史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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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譯自 Marc-Antoine Crocq 發表於《Dialogues in Clinical Neuroscience》（2020 年）的文章 “History of cannabis and the endocannabinoid system”，原文見 PMC：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7605027/